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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有时国会临时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政府违法事件进行调查。
其中对人权是指行使权力的主体在履行该项职权时对特定范围内的组成人员拥有监督、选择等权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国家权力强制性的通性。
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一府一委两院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运行方式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上下统一、内部协调、横向协作、整体统筹的体制机制，具有明显的科层制特征。[25]基于这一论点，有学者提出监察委应内设职务犯罪侦查局，其人员和办案程序都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系列的问题构成了我国反腐败机制的内部矛盾，桎梏了反腐功能的发挥。[24]童之伟：《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何以强化》，《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监察法律关系是指根据监察规范产生的，以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国家监察权力和公职人员的被监察义务为形式表现出来的，以公职行为为共同指向对象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27]在主体、客体以及内容上具有显著的自身特色。
再一方面，建立监察辅助人员、监察行政人员与司法警察类、公务员综合管理类及专业技术类等职务工资标准相协调的保障体系。这是为了保证国家监察权统一正确高效行使，防止地方监察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分散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的发生，从而保证中央监察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共同确定了立法权力体系和范围，地方立法作为职权立法而成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职责。
进入专题： 地方立法权 立法过程 宪法效力 。一方面，宪法为地方立法权扩容划定了程序和框架，设定了政治活动参与者发展宪法的基本规则，为立法过程的开展与运行厘定了基本方案。然而，对于宪法实施究竟是指什么，理论上却并没有统一认识{2}。然而，《宪法》第99条和第100条只规定了省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设区的市并无此权力。
总的来说，宪法可以理解为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通过引导和激励立法活动参与者的方式发挥效力。事实上，地方是否享有立法权一直是争议的话题，地方立法权也因此被一些学者视为地方行使行政权的一种形式(行政立法)，尽管它共享着立法的名称。
本应该详细规定立法权的宪法，将权力留给了全国人大，让它通过以修改《立法法》的形式来配置立法权。五、结论 地方立法权扩容是我国立法结构的重大变化，这种发展宪法的方式反映了我国宪法效力和宪法秩序的特点。设区的市通过发布地方性法规，治理本地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以及为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发布规章。宪法同时划定了地方立法权的事项范围，通过确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权力加以明确。
第四部分将系统阐释宪法控制立法过程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简要阐明宪法控制立法的过程。就一般的理解来说，行为规范相对明确，能够指引人的行为，它以大众作为约束对象，而裁判规范相对受限，约束的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指导的是裁判行为。这种争议实际上也为地方立法权的范围受限埋下了伏笔。较大的市这一用语出现在《宪法》第30条——该条第2款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
总而言之，地方立法权扩容受到的宪法激励来自于多个方面，既有宪法确立的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原则，也有宪法所赋予的地方立法机关的地位与权力，还有宪法的实践精神。地方立法权扩容有填补宪法空白的特征。
摘要: 《立法法》修改赋予更多地方立法权，改进了立法权的配置结构，推动了立法发展。宪法控制立法过程是宪法法治属性的当然结果。
质言之，宪法控制立法过程，实际上控制的是立法活动参与者。程序的意义同样是明确的，它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作出决定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宪法的实效性体现在两个层次之上，其一是对行为的约束(oblige)，其二是对行为的评价(review)，前者所发挥的是宪法的指引和激励作用，后者则是形成了一种校正性效力。这一变化被描述为地方立法权扩容，尽管这种表述并不十分精确，却凸显了制度变迁的特点。换句话说，宪法监督制度是针对宪法作为规则和程序所产生的约束力的维护与校正(针对的是约束力的评价)。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地方立法能够通过地方立法机构制定并通过立法、地方居民参与立法、地方团体以及居民参与地方治理等，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机构及相关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宪法对行为的约束、对过程的规制，是对行为的指引，也是对立法权的控制。这一理论广泛运用于理解刑法规范和民法规范[2]。
因此，在考察宪法效力时，我们如何理解宪法规范的性质，就成为一个具有区分意义的问题。将地方立法权配置的权力交给《立法法》，由立法活动参与者通过立法过程来推动宪法发展，符合宪法的规定。
裁判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区分是法学的重要基础理论。通过地方立法权扩容，宪法得到了发展，宪法的治理意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得到推进。
{8}6哈特认为法是初级规则(主要规则)和次级规则(次要规则)相结合的规则体系{8}79-91。在地方立法权扩容之后，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三级立法体制：中央立法、省一级立法、设区的市立法。那么，国家机关的建立与运行等也就成为实施宪法的一部分，但这种宽泛的无确指的宪法实施范畴对于发挥宪法效力、形成宪法秩序乃至维护宪法权威并无实质性帮助。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地方立法权扩容符合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种积极性的原则，它们共同受到宪法的激励、约束和引导。
三、宪法激励立法活动参与者推动立法过程 立法过程是不同利益诉求输入的过程，立法活动参与者以及外在因素等的关系深刻影响了这一过程。宪法作为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是宪法控制立法过程的有效形式。
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约束力，首先就是成为立法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依据，成为立法过程的行为准则和程序框架，让立法主体的行为符合制度的适当性逻辑{11}，其次才是通过宪法监督制度(事后审查制度)加以保障，后者的常见方式是通过司法或者准司法性活动实现行为评价，发挥宪法的校正性效力。然而，这两种规范并不是分离的而恰恰是同一的。
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7年第6期。再次，宪法为地方能够行使的权力划定了边界，这也约束着地方立法权的层次、范围与功能，并建立了对地方立法的审查制度，这符合我国宪法确立的单一制结构，也符合法制统一的原则。
法律规范本身与法律规范适用存在距离。法律的存在意味着，某些类型的人类行为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在某种情况下具有义务的性质。它同样反映了宪法控制地方立法主体的一种方式，是宪法发挥治理功用的表现{22}。其次，宪法为所有立法活动参与者提供了治理地方的基本规则，也限定了它们行使权力的基本程序。
这种控制既表现在宪法为立法过程提供了程序、边界和框架，也表现在宪法之精神、原则和规范是立法活动参与者的激励机制。换言之，立法权带有天然的法治属性。
地方立法权扩容是立法活动参与者推进的立法过程，同样首先受到宪法确定的规则和程序的指引。这些规范和制度所蕴含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形成了一个动力结构，促使立法活动参与者通过修改《立法法》发展宪法。
{7}需要强调的是，宪法的激励是对立法过程和立法活动参与者的一种控制形态，因为激励不仅意味着宪法授权的进一步延展，也是宪法提供的动力促进。宪法的这些精神、原则和规定引导和激励立法活动参与者通过修改《立法法》扩大地方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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